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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背后的历史:繁峙县——蒲戎祭祖之地
来源:2018-02-07 11: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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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峙县位于山西省北部。北靠北岳恒山,与应县、浑源县相接,南依五台山,东邻灵丘县及河北省阜平县,西界代县。县境北、东、南三面高山环绕,西部和中部低洼,县域地形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全县总面积2369平方公里,人口26.68万人(2010年)。

  繁峙县的历史沿革,“百度百科”称:春秋属晋,为霍人邑。战国属赵,称藿人……北魏侨置繁峙县于石城县境,繁峙县故治在原平县南板寺村。据《崞县志》称,故治在县南五十里之繁峙村。板寺即繁峙之讹。隋开皇十八年(598)于霍人县故治置繁峙县,初属代州,后改属雁门郡。大业十二年(616)繁峙县徙治今原平市境。唐武德七年(624)蔚州自今阳曲县境徙治此,八年又徙治今忻州市境。武周圣历二年(701)繁峙县归治今城关南1.5千米杏园村东旧城,属代州。五代北汉于城关东南40千米冶子场置宝兴军。金贞佑三年(1215)升繁峙县为坚州,隶太原府。元隶冀宁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坚州为繁峙县,属太原府,八年改属代州。万历十四年(1586)县治徙石龙岗,即今城关。

  关于“繁峙”一名的由来,西晋尚书郎郭璞在其所著《迁城记》中言:“繁峙,雁门塞下邑也。城于山麓,群山环而拱之,故曰繁峙。”

  论及繁峙县之域名,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繁峙”为汉代古县,西汉初置。从西汉到西晋末年,其名一直为“繁畤”,现在所称之“繁峙”,实为西晋末年所改。清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记:“繁畤县故城,在繁峙县三里滹沱河南岸”。

  其二:历史上,最初的繁峙县治是在恒山以北之桑干河南,具体地望,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定位于今应县大临河一带,杨年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雁门郡所辖地望校勘兼战国部分地名校补》中,将其校正为“今应县镇子梁乡城下庄村东北之古城处”。

  关于第一个问题,“繁畤”之“畤”,《说文解字》:“(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从田寺声。”清段玉裁注:“(畤), 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止依韵会正。下基也。以基止释畤。以叠韵为训也。所基止祭地谓祭天地五帝者。立基止于此而祭之之地也……”。《康熙字典》在注解“畤”之“祭地”时补充:“又,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注名其祭处曰畤。”如《史记·秦本记》:祠上帝西畤。

  也就是说,“畤”,是古代部族祭祀天地和先祖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西晋末年的一段历史。公元三到四世纪,全球气候转冷[1],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民族大迁徙,在中国则表现为鲜卑、匈奴、羯、羌、氐等“五胡乱华”。到295年,鲜卑拓跋部已进入到长城沿线的代北地区。307年,西部拓跋首领猗卢统一拓跋三部。310年(永嘉四年),拓跋猗卢派兵协助晋朝并州刺史刘琨大破匈奴刘虎部,刘琨表奏晋朝册立拓跋猗卢为大单于,并封为代公。其后,拓跋猗卢向刘琨索求句注陉(今雁门关)以北地区。刘琨就上表晋帝,将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县等五个县的百姓迁到关南,重建城邑。将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全部赐于拓跋猗卢。

  正是在这次“五县南迁”的过程中,“繁畤”县被易名为“繁峙”。

  由是可知,郭璞所言之“群山环而拱之,故曰繁峙”,实为以“峙”解“畤”之谬,不可信也。

  笔者认为,“繁畤”之名,应与曾经生活于桑干河沿岸的“bar”部族有关。

  “繁”上古读音“baːl”,隋唐时期仍读作“buan”,“fan”为后起之音。

  前文所引“繁峙县故治在原平县南板寺村。据《崞县志》称,故治在县南五十里之繁峙村。板寺即繁峙之讹”,其实无讹。“板”即“繁”字唐音,盖后世不知音韵之变,以今音征唐韵矣!

  “bar”,古汉语音译为“蒲类”、“巴里”,是一个以虎为图腾的上古部族。远祖为伏羲氏,风姓(“风”通“彭”),本东夷。舜之时,为虞舜部落联盟中的核心部族,位于晋南永济市一带。某种意义上,“bar”就是“蒲”(上古音baː),就是“蒲类”。永济古称“蒲坂”,“蒲坂”之“坂”,亦曰“阪”,实际上都与“方”通。“方”亦为“邦”。“蒲坂”就是“蒲方”、“蒲邦”,就是“bar”人之地。这与我们今天所见之“郑庄”、“王庄”、“边店”、“杨家窑”之命名是一样的,上古以氏族名为地名,后世以家族姓氏为所居地地名。实际上都是以族缘为纽带的聚居地。

  舜之后,禹夏代立,“bar”仍为夏后氏联盟的重要部族。商汤灭夏,其族群相继北迁,成为后世所谓之“蒲戎”。西周时,由于晋国的不断扩张,包括“蒲戎”在内的夏遗族(均戎狄之属)沿着太行山西侧的汾河谷地向北迁徙,进入桑干河流域。战国时期,又在赵国的持续打压下,沿河套进入甘肃西部,乃至新疆东部。秦汉以后,西迁葱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有县曰“巴里坤”。“巴里坤”古称蒲类国,为古突厥语“barskol”之译音,意思是“虎湖”。其词根“bar”就是“虎”的意思。

  上古三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 · 成公十三年》)。华夏之初起,就有崇拜天地和祖先之俗。生活于东亚大陆的不同族群,都将祭祀天地和祖先作为本部族最为重要的事情,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乃至后世,莫不如是。其祭祀的场所,大都于聚落附近选一高山或土丘,循山而祭。亦有于祭地设祠者,皆位于族人居地不远处。

  今天,在怀仁县有古村“蒲里”,在左云县有“蒲龙湾”,应该都是“bar”人留下的遗迹(详见《地名背后的历史:蒲里,铺龙湾》)。尤其是怀仁县的“蒲里”村,位于汉代“繁畤”县治所在地以北30华里处。而汉代“繁畤”县治所在地,今应县镇子梁乡城下庄村东边,就是恒山余脉龙首山,正合“祠之于高山之下畤”也。

  所以,“繁畤”,即“有繁之畤”,就是“bar”人祭祀天地祖先的圣地。

  [1]:根据竺可桢的研究,我国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300——400年(南北朝)、公元1200——1300年(南宋)和公元1600——1700百年(明末清初)四个时期,气候出现过明显的由温暖转而寒冷的波动。

(文/)

(编辑:宁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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