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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糜面窝窝
时间:2017/3/30 8:42:33   信息来源: 朔州市新闻中心

  我姥爷在世的时候,我就出生了。我母亲说,我姥爷特别待见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男孩的缘故。他在病中时,还常常勉强支撑起身子,到我们家来看看那时还尚在襁褓中的我,顺便坐在窗台前,听听窗框上吊着的小喇叭匣子的广播。他对这个东西充满好奇:这狗这可日能哩,看不见人就能说能唱哩,真是应了老人言了,不打脸啥戏也开哩!

  对姥爷去世我完全没有记忆,但当打发我姥姥时,我已经六岁多,开始懂得些事了,但多半都是些有关吃和玩的事儿,完全没有也不懂得悲切的意思。我记得最真切的也是两件事,一是和我二舅偷偷掰我姥姥棺材前供桌上的大馍馍吃,那大馍馍足有小洗脸盆那么大,上面点着蓝色的圆点,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二是我和我二舅,纠合了五蛋王有等小伙伴,把着我姥姥家的大门,不让想看鼔匠吹打的其他娃们进。我们用撕开的香烟盒纸顶作票,谁要进先买票,甚至还看着墙头,防止有人从那里翻到院子里。

  但当我突然面对母亲离我而去时,悲痛如水,思念如潮。虽然我那时刚过顽童期,面对突至灾祸尚不知高低,但总是知道从此后就再永远不会有妈妈了。以至于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愿意看大清早的出引送葬的场景,特别是见不得穿白孝衣带搭花孝布的未成年男孩子,鼻子老是发酸的不行。

  我母亲年轻时就有气喘的毛病,以后就逐年加重。从我记事起,每到冬天,她的气喘病就会犯,先是咳嗽咳痰,进而卧床不起,最严重时,晚上睡觉都是胸口顶着一个枕头,整夜都是咳咳不停。我当时虽然睡得很死,但几乎每晚都要被她的咳嗽声而惊醒。第二天天明后,炕沿下的地面满是母亲唾下的痰液,几乎密密麻麻,全然没有下脚的地方。然而只要过了冬天,待到天气转暖,特别是青草完全长出来后,我母亲的气喘病就会不治自愈。气也不喘了,饭也能吃了,觉也睡的好了,人也精神多了。整个夏天,我母亲完全是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田间劳作,全部家务都能够做下去。这阶段,她往往都是有说有笑的,那黑色的大大的带着笑意的眼珠,那白色的齐整的大板牙,以及那略带乌青的嘴唇,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为了能够治好或者缓解我母亲的病,我父亲几乎倾尽全部。每隔一二年,都要去县医院检查住院。那时进城可困难哩,找一个小平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还得人拉着走五十华里的路!那时县医院最好的注射药就是链霉素,最好的治咳嗽的药就是氨茶碱。我母亲在县里的医院住上十天半月,病就明显地好了许多。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冬天,还是在城关医院住了半个月,说的好好的临回时要在照相馆照一张相的,但临走时还是因为事情多而耽搁了。“明年说不定又来了,明年再说吧”,谁想到,这样的托词就此成了永远,我母亲至死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影像!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那一年刚刚入冬,我母亲嚷着非要去我姨姨家住几天,说是在家里麻烦的不行。从姨姨家回来后,咳嗽气喘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古堡的赤脚医生武艺检查一番后说:最好是打青霉素链霉素,不然控制不了感染。于是我父亲就在当天直奔宁武,因为宁武县医院有我的大表哥(我父亲的大外甥)是当时的副院长,有大靠哩,所以才能买上青链霉素!谁知父亲这一走,和我母亲竟成永诀!

  当天的傍晚,当西边的落日余晖照在院子东土墙的半腰时,躺着炕上的我母亲对我说,她晚上想喝些稀粥,于是我就在灶上按个火,按照她的吩咐准备熬稀粥,但我拿不准锅里舀多少水,下多少米,问她时,她已不应,我急忙跳上炕,再次呼喊她,她依然无动静,我急忙将我母亲的头颅扶起,但见她黑黑长发瀑布般地向我的臂弯下垂去,脖颈软软地搭在我的胳膊上,我马上意识到母亲生命的危险,于是大呼小叫,呼喊和哭声惊动了隔壁王孟雄老人,当亲友们,大人们都进来时,我母亲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一年她只有四十岁,我才十五岁。

  第二天的早晨,我父亲带着青链霉素回到了古堡,当他迈入二门时,迎面对着的是一口白森森的棺材!我父亲当即昏倒在地,左领右舍有掐鼻子的,有捂屁股的,好不容易将我父亲缓过气来。见我父亲醒来了,主管丧事的长辈们才放了心,第一句话就问我父亲:人死不能复活,你先拿主意哇,往哪儿埋呀?我父亲突地打了个愣怔,想起了一件往事。

  几年前的一天,我父亲放羊在西河槽畔,中午时分,突遇一个从石碣峪方向过来的要饭模样的老汉,说是实在饿的走不动了,问我父亲能否给口吃的。当时我父亲的干粮袋里正好还有两半个糜子面窝窝,二话不说,掏出来就给了这饿老汉。老汉狼吞虎咽,将这两半个糜子面窝窝吃了个尽打尽,随后就手一指对我父亲说:那羊倌儿,我和你说,你今儿算是救了我老汉一命!我父亲连忙说:哪里呀,量半个糜子面窝窝,寡哩才,不算啥。那老汉指点着说:我老汉在东首也算个有名望的阴阳,今儿你救我一命,无以相报,但你记着,就你我脚底地埂下这块土地,必是块上好的坟地,若在此处起坟,别的我不敢说,起码是辈辈下来有个书桌子哩!

  突然想起这档子事,我父亲就强打精神,找了当时的生产队队长,说想把我母亲埋在那块地的西边的凹处,队长二话没说,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你想在哪埋,就在哪埋!于是我在当日上午拿着一把铁锹,由父亲指点,在确定埋我母亲的坟地处,挖起了第一锹黄土,在古堡这叫“破土”,我母亲就此安住在我锹下的土穴里,从此后,我每年过年也就有了一件必须做的事——上坟。

(文/

(编辑:康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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