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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树棠与俞平伯那些事
时间:2018/8/31 9:53:56   信息来源: 光明网

  20世纪初,诸多中国作家在热忱地寻求自我价值,其中有叱咤风云的大作家、名利淡薄的小身影,也有今天“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时至21世纪的今天,比起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来,愿为他人作嫁衣的毕树棠老先生,在今朝,可有诸多追寻者?毕树棠逝去近35年了,怀着对老清华人的敬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过程中,总觉得有一个儒雅的作家还留伴在清华图书馆,可以隐隐感知到一些风雅气息。

  人间真情细微处

  毕树棠与俞平伯同出生在1900年,也同在清华大学工作过。

  俞平伯不用多介绍,众人皆知。毕树棠很多人还不熟悉。他1920年毕业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历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意大利使馆翻译、天津《民国日报》主笔、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管理员、讲师等。1948年,毕树棠作为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接见。1949年,他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首批会员,也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园内惟一的一位作家会员,应邀出席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毕树棠曾收到俞平伯抄送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手书题跋。据毕树棠家人毕可绣回忆:“俞先生工整秀美的毛笔小楷令人赞叹而珍爱。俞先生的自序之后,长诗正文开篇处、结尾处及给父亲的信最后均用了印章,印章的字体内容、形状各异,共计五枚。给父亲信落款为:‘愚弟俞平伯识于北平寓斋’。父亲的跋文最后也用章‘毕树棠’,这枚印章我们小时候在家常见,是铜质的,长方形,现在二哥毕可松处收藏。文章所用稿纸均是旧式的黄色竖格纸,长28.8厘米,宽21厘米,(对折两面用)纸边印有‘聽雲舘主手鈔本、仿紹興本通鑑行格’字样,父亲的跋文也是用此纸。看来,俞先生当年给父亲手稿时,连同稿纸一起送来,让父亲与他同用一种纸。不过父亲的笔迹不及俞先生工整,且有修改的痕迹。”

  抗日战争期间,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去西南联大而留守清华。抗战期间,俞平伯因家庭关系也未能随校南迁,在北京城里和毕树棠家住得不远,两人过从甚密。据毕可绣回忆:“小时候曾听妈妈说,1942年爷爷病逝,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俞平伯先生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我爷爷主持‘点主’仪式,并亲笔点主。妈妈说,老先生穿着令人炫目的朝服,仪态富贵而庄严,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195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了钩,把唯心论的帽子往他头上扣。据毕可绣回忆:“一日,父亲去参加作家协会批判俞平伯的大会,进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起,俞先生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可谓界线分明。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先生身边。父亲说:‘我的行为让许多人讨厌,但我必须这样做。’会议期间,上台发言的人都疾言厉色,下台来却与俞先生热烈握手。父亲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父亲在这次批判会上的表现,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次锋芒之举,虽然对困境中的俞先生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却是父亲对挚友的大义支持,令我敬佩。”

  品格高尚的“活字典”

  毕树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才”?他有诸多名家好友,又有诸多著述,尤以散文、文学评论、译著见长。素有“笔名大王”之誉的陈玉堂,在其所著《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提供了毕树棠的两个笔名:碧君、民犹。笔者收集毕老资料数月有余,也只见他的作品用毕树棠、碧君、民犹此三个笔名。他家境贫寒,靠着父母的东借西凑读完家塾,到民国初上完小学,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国难家贫激励着他勤学苦读。每逢到了寒暑假,父母借钱给他当路费回家,他却舍不得花掉,把钱交了英语补习班,以至于父母每每站在窗前望穿秋水等着他回家。他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工作中自学外语,主攻英语,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他在校内出版物《书报介绍副刊》中撰写的中外书报介绍,几乎期期都有他的这类文章发表,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消息和世界文坛动态。抗日战争期间,毕树棠留守清华,“七七”事变后就被清华大学校方高层确定为校产保管员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watchman”。季羡林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毕树棠的翻译始于1922年,绝大多数发表于《晨报副刊》,散篇共有2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翻译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著作《密西西比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翻译了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圣·罗南之泉》,翻译小说集《贼及其他》,翻译了法国作家左拉的《一夜之爱》等。毕树棠不愧“活字典”的名声,翻译的作品幽默、感人,要怎样有趣的灵魂才能发现并翻译出这么有趣有价值的著作。仁者好幽默,因其能使人和颜悦色,心宽气朗。幽默的东西,能供喜者读之颜开,怒者读之解恼,哀者读之欢欣。他应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翻译《建筑十书》,但未能付梓。据他的小女儿、清华附小退休教师毕可韧老师回忆:“小时候每次半夜起来,懵懂中不知是几点钟,记忆中爸爸的台灯总是亮着,昏黄的灯影里,爸爸总是一会儿翻翻书,一会儿写写字,奇怪,爸爸好像从来不睡觉”。

  学校被日军占领后,毕树棠便到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中文,有时还到中学兼课,并从事翻译(曾在意大利驻华使馆任翻译)和写作,以解决全家13口人的吃饭问题。当时,周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毕树棠坚辞不就。毕树棠非常淡泊名利。毕树棠之子毕可松说他父亲在清华时做一般管理工作,还为师生的研究设计提供帮助。他广博的学识为师生所佩服和敬重,称他“活字典”。毕树棠先生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系里有位青年教师王乃壮业余时间跟毕树棠学外语,毕树棠还帮他翻译出版了一本法文资料,既不署名,更分文不取,王乃壮于是给毕树棠画了一幅素描像相送。

  此情温暖人间

  俞平伯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参加中国革命民主同盟、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与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俞平伯积极响应,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他提倡“诗的平民化”,其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冬夜》等。

  据《俞平伯年谱》记述:1938年,俞平伯被中国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不到两年,就邀请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文中提及,“当时毕树棠居住在北平东城炒面胡同,与俞平伯为近邻,经常晤谈,互倾积悰,抗战时期竟成莫逆。”

  毕树棠之子毕可松在《会员父亲毕树棠》里写道:“抗张爆发,清华南迁。我们家人口多,老小拖累,只能留守清华保管会。日寇占了清华园,我们家搬到城里东四前炒面胡同。生活极其艰难,可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俞平伯为了帮助父亲,请父亲给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每月50元。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的确是雪中送炭’。”

  《俞平伯年谱》1945年9月24日记载:“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写毕。此诗写于1942至1943年间,其时燕冀沦陷已久……10月将《遥夜闺思引》原稿寄朱自清、叶圣陶,朱、叶对诗中深入而不能显出之病均提出中肯意见。此后谱主对《遥夜闺思引》不同写本题写跋语多则。”1945年11月28日,俞平伯为自写《遥夜闺思引》条幅赠毕树棠作一跋语,次年在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上发表。

  据毕可绣回忆:“我家这份手稿是俞平伯先生的第三份手抄本,完成于1945年11月28日,次年1月31日赠予父亲。我家还有一本《遥夜闺思引》的线装影印本,是北平彩华印刷局出版,据《俞平伯年谱》记载,其封面是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写的,此书只影印了一百册。”这是一份珍贵的遗物,它反映了两位老人的深厚友谊。

  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俞平伯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京。听说俞平伯回北京了,已72岁的毕树堂,身体很不好,却执意自己进城,登门拜访俞平伯,畅叙一番。临别,俞平伯以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相赠。该书内有徐悲鸿等许多大家的题咏,封面是胡适的亲笔,非常珍贵。据毕可绣回忆:“父亲有些激动,拿出这本书给我看,并说:‘你们兄妹中,只有你是学中文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可能是父亲和俞平伯先生的最后一面,因为不久后,父亲就因脑中风病倒,虽经祝谌予大夫的精心治疗后大好,但身体虚弱行动不便。这本书我已捐给清华大学。”

  逝者已斯,但我们对文坛前辈们的敬重和缅怀之感常伴。

  字里行间,鲜活的思想仍然给我们以丰富学养,令我们有阅读的清爽与欢欣。

(文/

(编辑:卢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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