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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和他的书画题跋
时间:2017/3/12 10:04:04   信息来源: 中国文化报

  曾熙(1861—1930)是近代有名的书画家,系张大千业师。与很多书画家迥然有别的是,他在创作大量书画的同时,留下不计其数的书画题跋。这些题跋,有题他人的,也有题自己的。他人中,有题前人的,也有题时贤的。有鉴藏心得,也有临池感悟;有长篇大论,也有只言片语。无论何种形式,既可概见其画论、书学思想,亦可略窥其艺术历程,是研究其艺术生成的重要蓝本。

  作为兼具法眼的书画鉴藏家,曾熙评骘前人,往往深得要领,如《题王宸山水册》云:“蓬樵老人自守宋州后,画中气骨为之一变。蝯叟尝言此老得三浯异胜,其郁郁兀兀,自成一家风概。髯曰:能变家法乃能守家法,麓台之于西庐,蓬樵之于麓台,观此知非十八者不足与论画也。此册为最晚之作,尤为难得,稼翁其珍祕之。” “蓬樵老人”为王宸(1720—1797),字子凝、紫凝、子冰,号蓬心、蓬薪、蓬樵,江苏太仓人,擅画山水,与王昱、王愫、王玖并称“小四王”;“蝯叟”为书法家兼书画鉴藏家何绍基(1799—1873)。王宸为清初“四王”之一的王时敏(西庐)六世孙,王原祁(麓台)曾孙,故曾熙有“能变家法乃能守家法”之谓,正如王原祁之于王时敏、王宸之于王原祁一样。“十八者”乃源自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十八者眷属欢乐”,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曾熙对王宸的艺术嬗变历程及画风渊源了然于心,据此不难看出,非深谙王宸画理者不能至。再如《题张瑞图人物册》,则是以诗歌形式歌咏其画艺:“佛无色严相,云何得其象。佛无色声相,即心即佛相。果亭善写佛,下笔势奔放。天然草稿书,忽现应真状。哈叟喜护持,寿与佛无量。”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果亭山人,福建晋江人,善书法,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并称“晚明四家”,又兼擅绘画,尤以山水见长。该题跋中所言其人物册,乃其传世作品中罕见者,曾熙洞悉其佛教禅理与绘写特色,可谓得个中三昧。在品评鉴赏之外,曾熙还将所心仪的前贤画艺运之于自己的笔墨实践中,以他山之石攻玉。在自题画作中,曾熙对“四僧”之一的髡残浸淫尤深,其山水得其法乳尤多,如《仿古山水册》中题识曰:“以石溪笔势写此,气韵略有近处。”“石溪”即髡残,善画山水,以浑厚苍劲见称,曾熙即以其“笔势”写山水、松石,以焦墨、秃笔挥洒,在得石溪笔意之外,融入己意;《赠马宗霍无尽溪山图》中也题识云:“无尽溪山残秃笔,不袭其形取其液。精神直接三百年,天关云深开三益。”曾熙对乡贤石溪可谓情有独钟,在山水中不仅肖其形,更是遥相神挈,“直接三百年”。在题诗之后,他还进一步阐述其对石溪的膜拜之意:“石溪《溪山无尽长卷》,蒋孟萍兄所藏,假置斋中,偶临一过。凡下笔必有得,以髯胸相合也。石溪证果天关,而玉梅、华庵又在天关,故有三益之句。”有意思的是,在该画的曾熙题识之外,尚有时人痴豚的题跋:“髯翁书法与梅庵为一时之玲珑,晚年好寄兴于绘事,尤得当世所推崇。熙庐主人出示此帧,运笔苍劲,有文长、石涛之概,洵为其生平之精品,爰志数语归之。” “髯翁”即曾熙,因其晚年号农髯,故名;“梅庵”即李瑞清(1867-1920),与曾熙齐名,均为张大千之师;“文长”为晚明画家徐渭,“石涛”即清初“四僧”之一的道济,两人均以写意花卉、山水著称。痴豚的跋语,无疑彰显了时人对曾熙晚年山水画的褒扬之意。该画确乎能熔诸家之长于一炉,空灵而老辣,乃其简淡遒劲画风的代表。早年张大千在山水画中表现出的文人雅趣与笔墨情趣,很显然便肇始于此。

  曾熙的题画录中,不乏叙事散文,且有感而发,因物寄兴,折射其艺术行迹,乃其探究其艺术嬗变——甚至是洞察其时社会生态的稗官野史,如作于1923年的《都门杨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题识:“壬辰入都,其时铁道未筑,买舟繇天津,沂通州,所经杨柳村一带,驿亭晓烟,若断若续,舍舟登岸,远望村落,在白云绿树之间。太平之民,农者安耕,舟者安楫,所谓安者各安其分耳。《易》言:小人乘君子之位,则凶。世乱如此,惟‘不安分’三字可以蔽之。偶忆前境,写此三叹。”曾熙记录了“壬辰”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自己游历京津所见一派祥和景象,由此感叹作画之时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乃“不安分”所致。作者以画笔写杨柳依依,千条万条绿丝绦,一叶轻舟游弋于杨柳岸,远处茅屋、浅山淡影,与其说这是曾熙的写生忆写,毋宁说是其向往的精神家园,是在“世乱如此”的严酷现实下的遁世构想。而其优雅的文字记述,亦可视作一篇民国时期的世说新语,所折射的社会状态正是这一时期文人眼中的真实呈现,从另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士人心态。

  非常有趣的是,在曾熙的题画中,他经常会记录一段人生历程、或有朋交游、或江山卧游,甚至记录所经历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如日记,也像游记,几乎囊括了他艺术行迹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棱角分明、有血有肉的艺术家形象。他在《南岳结庐图》中,便记载了家乡的奇石异景,并由此勾起饮茶之思:“南岳自九峰山,蜿蜒直起祝融,其间多奇石,或依山筑堡以避乱;或结茅种瓜以为业。此写石头寨境也。山石云气舒翔,其产茶多异香;其人寿,常至百岁。距髯山居之庐,直十余里耳。山人尝以云茶芽相赠,每取宇石岩泉水煎之,其味清以瑟,今八年不饮此茶矣。写此,颇有莼菜之思。”这种情真意切的题画短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情感丰富的书画家形象。

  曾熙首先是一个书法家。其书得力于《华山碑》《张黑女墓志》及《夏承碑》最多,兼融汉隶的圆笔与魏碑的浑厚于一体,在晚清民国书坛独树一帜。所以,在其行世的书画中,以书法最多。他所写的书法,不同于当时很多文人雅士,大多抄录前人诗句或自作诗,而他多写书法感悟,或品评前贤。因而,他的大多数书法作品,又可看作是其书学理念的结晶。如其在为“仲武仁兄”所书行书条幅中写道:“朱子谓书法,米元章理会得,黄山谷理会不得;石庵云:山谷非不解书理,其天禀如此,亦自尽其才而已。予谓宋三家,势成鼎足。苏出《太傅》,取横势;山谷出《鹤铭》,取纵势;米由褚窥平原,如鹰之善下。”文中,“米元章”即米芾,“黄山谷”即黄庭坚,“石庵”即刘墉,“苏”即苏轼,“褚”即褚遂良,“平原”即颜真卿。在不足百字的书法作品中,曾熙便将前人对苏、黄、米三家的论述及自己的心得体会表露无遗,微言大义,尽得书学要旨。

  曾熙并未有专门的文集行世。他的诗文大多散见于书画题识(题跋)中。这些书画题跋,既是其画学、书学见解的集合,也是其艺术轨迹与嬗变历程的明证,更是绘画意境的延伸。在晚年,曾熙热衷于绘画,几乎每一件画作中,都会记录彼时之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这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其学术价值,已然超越其艺术本身。

(文/

(编辑:卢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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